故宮的老一輩學者，不是把書畫鑒定視為一項單純的“技術活”，而是明確藏品的價值，與文物藏品有很深的感情，有著負責認真的工作態(tài)度。這是故宮學人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楊新先生既學習繼承徐邦達等先生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思想，又學習實踐他們對故宮、對文化遺產、對自身工作的嚴謹認真的態(tài)度。
徐邦達、啟功先生的教誨，一般不是耳提面命，而主要體現(xiàn)在他們具體的書畫鑒定過程中。他們的片言只語，往往重若千鈞，凝結著老先生的才學與識見，是他們畢生經驗的總結，其中就有度人的“金針”。對學習者來說，則要處處留心，仔細觀察，反復體味，當然也要具備相當?shù)幕A，還要有靈性和悟性。楊新做到了這一點。他的20多本筆記，就是親承謦欬的學習記錄。在《我跟徐邦達先生學鑒定》一文中，更有滿懷深情的真切回憶。1980年他隨徐先生在云南省博物館看“參考品”時，憑著積累起來的知識，把一件曾為乾隆皇帝存疑、亦被張珩先生否定的宋代郭熙山水圖判為真跡，得到徐先生的認可，說明他在研究鑒定之路上的勤奮與進步。徐邦達對楊新則寄予厚望，

書畫上的印章，主要分為三類：一、作者本人的印章，二、題跋人的印章，三、收藏、鑒賞人的印章。這些印章又分為三個方面：一、姓名、字號、齋館、堂號印，二、閑文、吉語、警句印，三、收藏、鑒賞印。
書畫鑒賞要從作品的風格、筆墨、色彩、構圖、章法、畫法、印章、紙張、裝裱、題跋等方面來進行，其中主要的方面還是書畫本身及書法、印章。

印章作為鑒定書畫的一個主要方面，是重視的，因為對于中國書畫來說，大多都是有印的。如果一幅標明清中期作品上的印章與已知的確為真跡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無疑問，基本上就可以斷定為真跡。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臨摹復制的印章多少都會與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極難仿制得與原印一模一樣的。